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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副总理:住房、包容、社会平等是立国之本

举报删帖16/05/31  武连峰-好文共赏  浏览:0

来源:网络

本文由新加坡经济博士原创,参考了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2015年在国际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华盛顿大学教授致辞:以前我们只关注种族平等、性别平等灯,但住房平等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人权。如果你从小住在不合意的的房子里,你长大后很难跟别人平等,实现自己的潜能,很难融入社会。消除居住环境的隔离和社会阶层的隔离,是全人类共同的目标,也是联合国人权事业的目标。

美国贫困线标准:衣食住行支出占所有收入的1/3。

经过税收调节后,美国最高的1%的人收入,只是穷人平均收入的50倍,美国最富的3%的人的财富也只是穷人平均收入的六十多倍。

新加坡是一个面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的城市国家,历史上也曾有过大部分国民“买不起房”的痛苦经历,但他们通过修建组屋形式,实现了为绝大多数国民提供经济适用住房的目标。 

演讲全文:

 

1、社会包容,社会流动成为当今世界的严重问题。

发展中国家在战后经历了经济赶超和社会发展上赶超发达国家。但不幸的是,在有些国家问题变得越来越棘手。保持多元文化融合的社会,不仅仅是名义上或者形式上,而是精神内核上。我们是个独特的国家,从我出生时,我们就是多元种族的移民社会。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多元化的国家,我们的宗教信仰非常多样化。我们不仅要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也要改造它。社会中下层经过一代人后有多少能进入收入最高的20%,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形势越来越不乐观。

新加坡也经历过社会下层的停滞发展,但我们一直在努力,即使你没受过多少教育,干着简单的工作,我们也给你创造机会。当然,这是一个需要持续努力的过程。

根据OECD的调查,社会弱势群体的比例。收入社会地位最低的25%的家庭,他们的孩子(14岁时家庭所处阶层)最后有多少成年后达到收入最高的20%阶层?教育依然是促进社会流动的最好的手段。在新加坡,这个比例是15% out of 25%,即超过一半的社会地位不利的家庭的孩子,工作后收入达到最高的20%之列。


2、新加坡的国策:居者有其屋public housing isthe core

同一个城市是如何安排不同的居住区的,例如不同的种族在某个社区的具体分布比例。美国的数据是公开的。

虽然选择居住的社区是个人和家庭的权利,但我们尽量限制这项权利。这是我们社会政策的核心,要限制不同种族的分割,促进种族的融合。我们把穷人和富人安排在共同的社区,大家共享公共区域,享受一样的公共设施。

每次有国外友人来访,我都不带他们去旅游景点,而是直接带到我居住的地方,让他们看到,在我们的社区的小商店,既有穷人也有富人,有各种不同肤色的族群。

新加坡的公园非常重要,我们保证每个社区附近十分钟以内,也就是400米都有公园,不论贫富,大家共同享有。(注:新加坡国土狭小,不到中国的最小县域面积的三分之一,没有高山大河,公园是最宝贵的公共资源)

我们的社区设计,就是为了促进不同种族、不同社会阶层的融合。你的孩子玩耍的操场,上什么学校,他们的同伴是谁,我们都保证平等。社区很重要,不管贫富,大家的孩子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我们的社区文化不是偶然形成的,它是我们精心设计和计划的。只要你努力去促进不同阶层的互动,正能量的事情就会发生。

组屋政策(public housing),这项政策产生于我们国家窘迫的住房条件,最初我们的国民按照种族聚族而居。我们起初只是为了让老百姓有个房子住而已,后来发展到成为我们促进社会整合的有力政策。我们先给低收入者提供组屋,接着是中等收入,然后扩展到全社会。组屋不是其他国家那种低质量的房子,而是高质量的公寓(apartment)。它由政府public sector提供,但是私人财产。我们的核心是,组屋的公共空间社会共同所有。组屋成为我们促进不同社会经济阶层,不同种族整合的工具。

5%收入最低的人有政府提供特定的房源租住(public rental blocks),但距离他们居住的区域50米远,就是社会中上收入阶层居住的公寓。你都不需要过马路!Proximitymatters!

我们通过public budget让最低收入的人群也买得起房子。我们给最低收入的人补贴,让他们起码买得起two-room flat。这是新加坡最小的房子,但面积跟香港和东京的平均面积一样大!

面积虽然小,但他们仍不是体面地活着。对于收入最低的20%人群,这套房子房价的70%到75%都由政府补贴(public grant).剩下的房款,政府以极低的利息给你提供贷款,并且有三十年的还款期。

我们不允许一个种族在特定社区过于集中。不管你来自农村还是城市,我们的组屋计划都是让多种族尽量住在同一个社区。但我们发现,通过组屋的二手市场,又出现了同一个种族在同一个社区过渡集中的趋势。比如哪个社区华族集中,那么就有很多华族申请居住在这里;哪个社区马来族人集中,就有更多马来族人申请居住在这里。所以我们调整政策,每个社区按照人口比例开放申请,这样保证多种族互相包容。

这样可以保证我们的民族融合,不同种族的互动交流,大家在一个屋檐下长大,就会自然而然同呼吸共命运。

 

3.我们如何保证社会包容有吸引力?不同收入,不同种族的人愿意住在一起呢?

Public spaces are critical. 食阁、咖啡店、俱乐部、发达的共同交通等公共设施很关键!

避免破窗效应很关键!我们的政府和公共部门提供高质量的服务。(broken window)交通设施出故障了20分钟恢复,电力故障70分钟修好,自来水供应出了问题40分钟修复(虽然极少发生)。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你可以随时发出自己的投诉,我们有大数据来立即给你答复。我们的社区公共设施会经常翻修,我们的公园得到良好的保养,这些都是政府花钱来办的。即使是您私人拥有的组屋,我们大约二十年一次由政府花钱给你翻新!所以不管你是低收入还是中高收入,没有人觉得自己住的公寓比别人差。

我们几乎所有的好学校都是公立的(177所小学),学校之间的质量都得到公平保障。不管你在国家哪个地方,都能享受同等质量的教育。教师在不同的学校之间轮换,你如果在这个学校教得好,我们过几年就调换你去另一间学校。

Continuous learning and lifelong learning.我们的社区充分考虑了持续学习和终身学习的需要。

随着社会趋向老龄化,居家养老、医疗也很重要,我们的社区设计也充分考虑了老有所养。Home nursing is very important direction.

 

4.我们要自上而下的给社会制定规则,弥补社会自发导致的无效和不足

Economic market and social market

社会不会自发走向平衡和和谐。种族和宗教的包容也不会自然发生。金融市场经历了混乱或萧条也会走向正常轨道,但社会不一定。社会可能从中和走向极端,并且永远也不会返回到和谐状态,因此我们需要管制社会的有形之手!我们不仅需要有形之手来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也需要有形之手来弥补社会的自发、混乱状态。

当我们提到利用政策来调节经济时,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并接受;但当我们提到利用政府来调节社会秩序,指定社会规则时,大家不太接受。(备注:西方民众强调大社会、小国家,国家就是罪恶的,除了收税保卫国防和基本的安全,老百姓要提防公权力过于强大从而破坏社会和谐)

这不是说我们要干涉一切个人和家庭的自由。只是说,自上而下的改革很多时候要比自下而上的改革有用。(you do it upstream, or downstream)为了让个人可以更加包容,一起上学,一起玩乐,共同享受公共设施,你需要某种程度上限制人的可选选项。选择太多了,可能会乱成一锅粥,反而不能激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新加坡人以开放的心态,互相学习,把握机会。我们要让社会充满流动性,不要让贫困从上一代传递到下一代。

 

背景材料:

新加坡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分析:尚达曼在获新加坡医学专科学院颁发医学院名誉院士荣衔时发表演讲时,在解释当地社会收入不均问题为何会日益严重时,他以“教育对劳动队伍本质的影响才是真正的戏剧性变革”,强调新加坡的教育在一代人之后有了很大的改变,导致劳动队伍出现受教育程度悬殊的两组员工。

尚达曼对比今昔情况时指出,自己当初念小学时,同一届学生当中,只有近乎一半的学生会升上中学,但大家最终都能在发展的经济体系里找到工作,例如到工厂和船厂工作。

这与现今年轻一代普遍接受高教育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转眼30年间,目前55岁以上的员工有半数只完成小学教育,但在25岁至34岁的年轻人当中,只接受小学教育的却仅有2%。“这表示曾经属于发展中经济一份子且大半辈子都倚赖低技能和低收入维持生计的老一辈员工,现在顿时发现自己得在年轻人普遍领取高收入的发达经济中生存。”

他说,自1990年以来,底层20%的新加坡家庭的平均月入显著增加60%,新加坡中等家庭的生活水准也增加一倍。“收入差距扩大不代表我们的经济政策失败。”

他在对比新加坡与美国、德国与其他亚洲经济体的情况时更指出,若与一些城市家庭收入减少或出现缓增现象相比,新加坡中等家庭收入仍取得25%的显著实际增长。

 

新加坡的国情:

新加坡土地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连淡水都需要进口。1959年自治,人口160万,GDP只有几亿美元。当时新加坡全部住房为四万间,只有9%的居民能够住上像样的公共住宅。

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邦中独立出来,面临各方面的困难,亟需凝聚国民的向心力。何为立国之本﹖李光耀说,“我们最珍贵的资产就是获得人民的信任。”“居者有其屋”,成为凝聚人心的纽带。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于1960年成立,取代英国殖民地时期的“改良信托局”。建屋局在头三年就推出2.1万套组屋,到1965年共推出5.4万套。1964年,为加强人民对国家的归属感,政府通过建屋局公布“居者有其屋”计划,向组屋买主提供低息贷款。1968年,为解决人民无力支付购买组屋首期款的问题,通过了使用中央公积金购买政府组屋的决定。到1975年,三个建房五年计划下来,已经有47%的居民住进组屋。

因为提供林林总总的补贴﹑优惠,建屋局常年赤字经营,每年要接受政府提供的贷款和补贴。

政府对建屋局的贷款主要分三类,专款专用:建屋发展贷款,用于建造组屋和建屋局营运开支;抵押融资贷款,资助由建屋局提供给符合条件的组屋买主之购房抵押贷款;翻新融资贷款,资助建屋局向组屋住户提供分期贷款以翻新组屋。贷款要还本付息,而政府对建屋局的另一大资助,是以补贴形式平衡建屋局的赤字。

再进一步推敲组屋的成本和售价,如果不计地价成本,政府补贴较多的只是解困型的一房﹑二房式组屋;三房式的补贴较少,要补贴百分之十几;建造四房式组屋基本上是持平;造五房式则不但不用政府补贴,还有近两成的毛利。

新加坡人九成拥有自己的住房,逾八成居住在政府组屋中。当世界各大城市高昂的房价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沦为依附父母的“啃老族”,新加坡大学毕业生却能在参加工作的几年内,轻松拥有一套宽敞的住房。

如此成就的背后,是新加坡政府住房政策的理念核心——“居者有其屋”。

在过去的50多年中,新加坡政府建造了近100万套公共住房。2014年,新加坡GDP达2890.86亿美元。在2007年自有住房率为90.7%,81%的人口居住在政府组屋中,人均居住面积约为30平方米。

组合房屋,简称组屋,是由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承担建筑的楼房,最小的是一房式,最大的是六房式。新加坡的组屋制度始于1960年,当时,新加坡刚刚从英殖民统治下脱离,整个社会发展比较落后,政府财力有限,民众住房条件比较差。李光耀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要实现新加坡人“居者有其屋”。经过40多年的努力,组屋覆盖人群由1959年的8.8%提高到2010年的80%。2008年,新加坡“居者有其屋”计划获得联合国公共服务奖。可以说,在解决居民住房问题上,新加坡堪称全球范例。 

 

新加坡住房制度有如下几个特点: 



1、以政府强有力的介入实现公共住房有效供给 

住房市场的特殊性既要求运用市场规律,又要求政府强力介入。经济学原理中“市场失败”的两个条件是垄断性和外部性,土地市场完全符合。城市住宅用地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城市规划和道路交通、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环境外部性,加上土地的不可再生与地理垄断性,导致了在土地问题上单一依靠市场调控的失败。因此,土地的开发和增值收益不能成为原土地产权人、开发商和囤房投资者的私利,而应由社会共同分享,因而,政策上必须坚持普通住宅用地开发的公益性和非盈利性。 

新加坡的成功在于管理层坚守居者有其屋的理念,把它作为基本国策贯彻始终。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如果人人拥有自己的住房,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捍卫国家是自己的一份责任。他认为,人们购买住房和租赁组屋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屋主为能购买住房而感到自豪,而政府津贴的廉价租赁组屋则被严重滥用,维修也差。拥有的感觉至为重要。政府组屋是新加坡政府提供给人民的一种福利,但并不是白白给予,要想拥有,还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1960年成立,最初目的是为工人们建造廉价住房。这一目的达成后,建屋发展局开始为包括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在内的所有买不起私宅的家庭提供经济适用住房。为了确保这一计划的实行,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政府颁布法令授权建屋发展局依法征用土地,而土地征用费和居民搬迁安排由政府负责;二是通过提供低息贷款,给予建屋局充足的资金支持;三是允许居民动用公积金缴付住房首付款。 

新加坡将组屋建设发展作为赢得选民的重要措施,政府十分重视组屋的物业管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他们上世纪60年代着重解决屋荒,70年代加强环境建设,80年代致力建筑多元化和管理人性化,90年代强化社区整体布局,现在,新加坡又将完善的社区管理提升到建设文明国家、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 

2、以严密的制度安排保证有限住宅资源优先满足基本民生需求 

为了确保政府组屋真正分配到有需要的人手中,新加坡政府对购买者的资格有着严格的审查制度,规定了严格的准入条件。近年来由于收入增加,新加坡人希望他们的房子更新换代,面积更大,设计更好。组屋建造的重点也从一房式和二房式转向了四房式和五房式,从以满足普通居住要求的保障性住房需求为主向满足多层次住房需求转变。尽管组屋的供给发生了变化,但准入机制仍然十分严格,分配程序和等级制度确保了组屋分配的公开、公平与公正。这就使得任何一个新加坡公民及永久居住者,很容易就能买到住房,同时大大抑制了投资投机性的住房需求。 

退出机制对于保障分配公平至关重要。新加坡政府规定,一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组屋,如果要再购买新房子,旧组屋必须退出来,以防有人投机占有。对于弄虚作假骗购骗租者,当事人将面临高达5000新元的罚款或6个月的监禁,或者两者兼施。新加坡的组屋是可以出售的,怎样出售有严格的规定。建屋局会定期对组屋进行维修,保障其居住的舒适性。 

3、政府控制土地

无论是建组屋﹑完善小区配套﹑建工业园,都必须大量征用土地。政府于1967年颁布了《土地征用法》,授权政府为兴建公共房屋或实施其他发展计划而强制征用私人土地。而且,当时政府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远低于市价。1973年修订了《土地征用法》,并规范了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根据几个固定年份的地价来估值,使之越来越接近市价。1968年政府只拥有全国26.1%的土地,到1985年这一数字增加至75%。1995年,86%的新加坡人住进了组屋,政府开始规定要按市场价格征用土地,建屋局建组屋时也必须用市场价格从土地局手中买地。

公积金政策积极配合,为鼓励雇主聘请55岁(后来放宽到50岁)以上的员工,这类雇员的企业和个人缴交公积金比例﹐比正常比例低;公积金内专作养老用途的特殊账户,要55岁以后才能领取。

很多老人退休后,觉得每月领到的公积金有限,影响生活质量。于是住房政策也积极配合。1997年11月,新政府宣布乐龄公寓计划,推出35平方米和45平方米两种公寓,以30年的期限出售给乐龄人士。政府会帮助老年人先卖掉原来的大组屋,然后用所得买这种老年公寓。这样,老人不但可以拿到一笔钱充实生活,还可以和很多同龄人生活在一起。

政府严格控制土地资源,为组屋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土地、资金保障。土地是国家财富之源,也是组屋建设的基础和命脉所在。新加坡土地分国家所有和个人所有两种,其中国有土地占土地总数的80%左右。新加坡政府将土地资源牢牢地掌握在手里,确保土地供应。1966年,政府颁布了《土地征用法令》,规定政府有权征用私人土地用于国家建设,并有权调整被征用土地的价格。根据该项法令,新加坡政府协助建屋发展局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获得开发土地,保证了大规模建设组屋所需的土地。

4、出台法律严格限制炒卖组屋

确保组屋政策的顺利实施。新加坡于上世纪60年代制定并实施了《新加坡建屋与发展法》,同时还颁布了《建屋局法》和《特别物产法》等,从而逐步完善了住房法律体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格限制炒卖组屋的行为。建屋发展局的政策定位是“以自住为主”,限制居民购买组屋的次数。规定新的组屋在购买5年之内不得转售,也不能用于商业性经营。如果实在需要在5年内出售,必须到政府机构登记,不得自行在市场上出售。一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组屋,如果要再购买新组屋,旧组屋必须退出来,以防投机多占,更不允许以投资为目的买房。所有申请租住组屋的人都需要持有有效期内的新加坡工作许可证或相关签证;等等。由于严格执行了上述措施,新加坡政府有效地抑制了“炒房”行为,确保了组屋建设健康、有序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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